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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这么高,中国人能富吗?(转载)现在中国最新甲流疫情报告?

新华网北京10月28日电 经卫生部授权,北京市卫生局28日晚发布消息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学生患甲型H1N1流感医治无效死亡。该校28名学生咽拭子被检测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卫生部29日通报,27日15时至29日15时,我国内地新增甲流确诊病例73例。截至目前,我国内地累计报告2003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治愈1853例,没有因甲流所致的重症病例和死亡病
  省市区 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 详情
  广东 825人

  第十三例:病例为四十五岁的男性美籍华人,现住珠海市。5月28日从美国纽约乘坐CX831航班,29日到达香港,随后乘坐信德中旅船务公司八S一二四船到达澳门码头,再乘出租车到拱北口岸入境。 第十二例:患者为20岁男性,美籍华人,现住茂名市。他于5月24日从美国纽约乘坐CA982航班经北京转机,25日到达广州,26日乘火车到达茂名。
  第八例:患者,女,22岁,广州某影楼化妆师,也是广东省第三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是广东省第二例输入性二代病例。
  第七例:患者为委内瑞拉籍。佛山市报告,31日确诊。
  第六例:患者为广州一家影楼的化妆师,曾帮广东第三例确诊患者拍过婚纱照。是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二代病例。
  第四例和第五例:两患者为深圳的兄妹,分别为22岁和21岁,美国籍。5月17日,两患者从美国纽约乘坐CI0011航班抵达台北,19日乘坐CI0601航班抵达香港,后包车直达东莞市。
  第三例:患者为男性,28岁,美籍华人,在美国纽约某医院工作。于5月23日从美国纽约乘坐OZ221航班至韩国仁川,24日转OZ369航班至广州。
  第二例:27日确诊。患者为62岁美籍华人,于16日乘坐美国旧金山至香港CX879航班,18日乘大巴到江门台山市,后转公共汽车到白沙镇。
  首例:患者为男性,59岁,广州市人。4月下旬前往加拿大、美国自助旅游,5月13日经韩国飞抵香港。5月15日乘香港-广州T810列车返回广州。

  北京 532人

  第十三例:男性,12岁,中国籍,住美国得克萨斯州。5月31日从美国新泽西机场乘坐CO89航班抵京。
  第十二例:患者为男性,36岁,加拿大籍华人。5月28日16时15分乘坐AC407航班与家人由加拿大抵京。
  第九至十一例:6月1日,连续通报三例。患者分别是26岁的中国青年,以及13岁和4岁半的加拿大籍华人女童,后者是北京目前年龄最小的确诊患者。
  第八例:患者7岁,女,加拿大华人,5月30号16:30,在母亲的陪同下乘坐AC031航班由加拿大回到北京。5月31日确诊。
  第七例:患者李某,现就读于美国新泽西州某大学,27日下午抵京(C089航班,座位号45L),5月30日确诊。
  第六例:患者鲍女士,美籍教师,曾于28日9时在天安门乘坐大巴前往长城至十三陵游览,5月30日确诊。
  第五例:患者张先生,46岁,5月21日16时搭乘AC031航班抵京,此前一直在加拿大探亲。发病当日于5月22日11时—15时乘坐地铁10号线。
  第四例:患者李某,男,65岁,美籍华人,于5月21日乘坐CA982航班由纽约抵达北京。22日确诊。
  第三例:患者姓张,男,69岁,中国籍,在加拿大居住2年余。他于16日与其妻子乘坐AC031航班从多伦多抵达北京。22日确诊。
  第二例:5月20日,北京市报告第2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患者,男性,21岁,加拿大籍华人。
  首例:患者为女性,18岁,北京市人,目前就读于美国纽约州某大学,于5月11日13时50分乘坐美国大陆航空公司CO89航班到达北京,13日12时发病。5月16日确诊。


  上海 169人

  第七例:患者为女性,中国籍安徽人,18岁,现就读于美国某中学,来上海旅游。5月29日从美国乘坐UA835航班于5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6月2日确诊。
  第六例:患者为女性,中国籍,60岁。5月28日从美国乘坐MU588航班于5月29日凌晨抵达上海。6月2日确诊。
  第五例:患者23岁,中国籍女性,现在美国某大学就读。于5月28日乘坐CX0831航班从美国长岛到达香港,后乘坐KA870航班抵上海。31日确诊。
  第三例和第四例:患者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生,23日乘CA178航班抵沪,第四例为该航班经济舱乘务长。
  第二例:患者为女性,中国籍,26岁,现在美国某大学就读。她于5月23日下午乘坐AA289航班从美国芝加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乘坐朋友的汽车回家。
  首例:患者,男性,30岁,中国籍,目前就职于澳大利亚某公司。患者于墨尔本时间5月23日9时55分乘坐CA178航班由墨尔本回国,5月23日18时40分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福建 198人

  第九例:患者,女,7岁,美国籍。5月26日患者随亲属从美国纽约乘飞机至香港,在香港转乘国泰KA660航班,北京时间28日上午抵达福州。
  第八例:患者,女,11岁,美国籍。5月26日患者随亲属从美国纽约乘飞机至香港,在香港转乘国泰KA660航班,北京时间28日上午抵达福州。
  第七例:患者,女,28岁,中国籍。5月28日患者从美国纽约乘CA982航班,北京时间5月29日下午抵达北京,转乘国航CA1821航班,29日晚抵达福州。
  第五例和第六例:患者,男,6岁,美国籍。患者,女,9岁,美国籍。两患者5月26日乘同一架飞机至香港,在香港转乘国泰KA660航班,北京时间28日上午抵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第四例:患者是22岁男性,美国籍,在美国一企业工作。26日从纽约乘机经温哥华至香港,在香港转乘KA660航班,28日上午抵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31日确诊。
  第三例:患者23岁,中国籍,在加拿大学习。5月26日从加拿大多伦多乘加拿大航空公司AC087航班回国。
  第二例:患者,男,25岁,中国籍,在美国从事餐饮业服务工作。24日从纽约乘国航CA982航班抵京,当晚乘CA1821航班抵福州。
  首例:患儿,女性,2007年8月出生。患儿与其家人于当地时间5月19日从美国纽约乘飞机回国,航班号为CX841。5月20日转乘KA662航班到达福州

  湖南 16人

  患者,男性,19岁。于北京时间5月21日凌晨4时乘坐CA982航班由纽约回国,与北京第四例确诊病例同机。5月21日18时抵京,5月22日与其母亲一起乘坐出租车至机场,11时20分乘CA1349航班,13时40分到达长沙。

  浙江 398人

  第二例:患者为女性,39岁,中国籍,杭州居民。5月17日赴澳大利亚旅游。5月30日乘坐CX134航班和KA622航班回国。
  首例:患者,男性,19岁,居住地址为浙江省温州市,目前就读于美国纽约大学。于纽约时间5月21日乘坐MU588航班由纽约回国,5月22日由上海乘坐MU5585航班抵达温州。

  山东 87人

  患者吕某某,男,19岁,目前就读加拿大某大学。5月8日从加拿大抵达北京,5月11抵达济南。13日确诊,是我国内地确诊的第二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已康复出院。

  四川 52人

  患者是名30岁的男子岁。11日确诊,是我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已康复出院。

  河南 201人

  患者,女,3岁半,美国籍。于5月28日从美国乘飞机经停洛杉矶到汉城,转乘KE809航班于5月29日10时到达郑州。

  湖北 21人

  20岁的男患者是武汉市人,现为加拿大留学生。于加拿大时间5月24日晚乘飞机途经韩国到广州,在广州停留2天,5月28日20时55分从广州乘T120车次(7车厢、14号上铺)回到武汉。
  西藏 1人(排除) 5月19日,西藏日喀则地区樟木口岸医院收治1例发热病例,初步诊断为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患者,女,42岁,意大利人。20日,该病例被排除。

  台湾 145人

  台湾出现年龄最小的甲型H1N1流感住院病例,她是台北地区一名出生六个月女婴。

  香港 14077人

  至今香港共确诊14077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引子
  
  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近期中央高层频频表态的“中心思想”之一。
  
  经过2009年,“调结构”的理解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往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的共识是,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
  
  这样的逻辑重整,让人期待着在虎年春节之后,是否会有国民财富的新一轮重整。
  
  事实上,国民财富重整一直在进行着,但其间的张力却不断紧绷——地王与蜗居,民资与国资,煤老板与国有矿……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的狂飙突进,更是让这种张力动人心魄。梦想与泡沫同在,欢呼与叹息齐鸣。
  
  年关当前,欢聚之余,人们必定会筹算一年来的所得所失。这一组稿件,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热点人群的财富故事或是个人账单,粗粗勾勒财富分配的图景——地产商、失地者、蜗居者、煤老板、电影大亨、创投玩家,乃至医生、教师以及从大都市逃离的异乡人。这样的图景,或许会在春节之后继续,有些部分甚至还会加码。
  
  我们期待,新的国民财富重整,能更关注社会平等与革新,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带来的冲击,让更多普通人有安放梦想之地。
  
  国民财富急盼重整
  
  未来20年,社会改革在中国经济主题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
  
  临近春节,中央领导对调整经济结构密集表态。其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首当其冲。
  
  2月3日,中共中央 、国家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他就此提出了8点意见,在第一点中就提到“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央并就此提出三项举措。
  
  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此前,胡锦涛在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都强调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经过2009年,大家对‘调结构’的理解发生巨大转变,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认识得更为真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刘元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关联愈发紧密。“国进民退”、“蚁族”、“蜗居”,这些滚烫的“热词”,背后是财富结构在财政刺激计划和信贷洪峰下快速调整,给社会一些阶层带来的冲击。
  
  “决策层已高度认识到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未来20年,社会改革将是中国经济重要主题,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刘元春说,“以往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经不足以应对今日局面,应有整体性方案。”
  
  超高房价的两端
  
  200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则调转宏观调控方向,实施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为突出。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67.2%,增幅比2008年提高61.8个百分点,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
  
  房地产领域应声而起。大批国企手握大笔银行贷款,迅速突破了国资委关于“有进有退,做好主业”的原则,也大举进军房地产业。
  
  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成交总价前十名的地块中,国企独占八席,成交楼面地价前十名中,国企也独占八席。2009年成交总价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成交金额为75.76亿元,单价前十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楼面地价为26365元/平方米,而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1.93亿元和16234元/平方米。
  
  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加之通货膨胀预期,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房子是要卖给有房子的人。”房产的居住属性弱化,投资属性强化,成为财富再分配器。由于涨速过快,拥有资本和房产的富人更富,“非富”人群也可以参与获利,但月供等门槛已高不可攀。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1998 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消费支出模式的“拐点”,1994~1998年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不断提升的态势,由52.4%持续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该比值从1998 年的58.2%直降到2006 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对于住房投资的支出大幅度挤压了消费支出的空间。
  
  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 年的2.96%上升到2006 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 年的0.051:1 上升到2006 年的0.215:1。
  
  虽然还没有2009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但房价史上最猛的暴涨,显然加剧了上述趋势。
  
  正因如此,2009年,“地王”超越了房地产界,也超越了经济界,成为全社会最热词汇。
  
  那么,从居民消费中挤占出来的房地产资金又流向了哪里?据《财经国家周刊》对深圳的调研,2009年深圳市1944亿元房价总市值分配去向中,包括268亿元银行利息、124.7亿元房地产业税收和130亿元土地出让收益,余下部分,理论上归开发商分配,也包括中介机构和炒房者。
  
  不对称的增长
  
  房价暴涨背后是国民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
  
  刘元春分析说:近年来,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着巨变。
  
  经济高速增长后,国民财富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居民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包括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上;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
  
  2009年,这一局面有强化之势。
  
  “原本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打转。”刘元春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3.1万亿元。第四季度开始,存款活期化明显,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和投机领域,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黄金等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扬。
  
  比如,作为各种投资产品价格风向标的黄金价格,于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09年末收于3277.14点,与2008年底的1820.81点相比,上涨1456.33点,涨幅达80%。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
  
  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人民币,增长11.7%。根据国土资源部2月份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这轮房价暴涨中,政府收益最为明显。
  
  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也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局面恶化。而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计用投资扩大内需,内需却难以真正启动的原因。
  
  “扩大内需”与“扩大内供”
  
  看起来,要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财政刺激计划将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让人联想到其结果之一可能会是加税。
  
  与此同时,经济要素也借财政刺激计划进一步向政府集中。据《上海证券报》报道,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过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国有3800多家地方融资机构,在当年全国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高达40%,总量近3.8万亿元。一些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达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00%。以至于在1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
  
  一贯对中国经济体制富于信心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难登临录》记录了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无数半生不死的私营工厂的生存机会。”
  
  张五常提出,应将“扩大内需”改为“扩大内供”,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制度,使之增加产出效率。比如撤销原料进口税,撤销“来料加工”这一制度安排,让企业自由内销,对内资外资一视同仁,简化税制等。
  
  “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这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是低产出的,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他这样说。
  
  多重冲突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生产增速快9.3个百分点,创1998年以来历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体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相匹配。刘元春所带领的课题组就此提出要防止“无就业复苏”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进退两难”困境,面临多重冲突:其一,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其二,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其三,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其四,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其五,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其六,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其七,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其八,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其九,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
  
  刘元春认为,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民生”、“管预期”等多重目标的约束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面临政策组合无法完全实现“有效组合”的困境,宏观调控目标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其中部分目标需要弱化,部分目标需要舍弃。从最近中央领导的表态来看,高层已经做出了选择。
  
  拿地操盘手的狂奔与转型
  
  2009年定格为历史上最绚丽的盛大华年,仿佛要给1998年底开始的房改做一个十周年汇报演出
  
  地王年年有,去年特别多。
  
  从数据上看,2009年定格为历史上最绚丽的盛大华年,仿佛要给1998年底开始的房地产改革做一个十周年汇报演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达15910.2亿元,同比增加63.4%。其中,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同比2008年增加140%。
  
  在2009年最后一个地王---富力、雅居乐、碧桂园联合体以255亿元拍下广州亚运城地块,刷新中国地王纪录之后,1月21日,中海地产力挫群雄,以66.9亿元的总价接连拿下了北京丰台花乡两块土地,刷新了仅保持两个月的50.5亿元北京总价地王纪录。
  
  开发商狂飙猛进拿地,背后是什么逻辑?富力集团投资决策委员会会员、富力(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谢强春节前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采访。这位在业界有北京“顶级拿地操盘手”之称的地产CEO,早在1999年组建北京珠江地产的两年内,就圈下了5500亩地,总开发面积370万平方米,刷新京城房地产企业扩张速度。
  
  十年来,他经历了怎样的拿地故事?“地王”们,2010年会走向何方?
  
  民企集团与国企集团的抢地拉锯战
  
  “2009年地王两个特征,一是更凶猛;二是参加者出现了变化,大量国企进入,而且是大军团作战。”谢强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大量资金通过国企流入房地产市场,带来不平等竞争,这使大批小房地产公司从此拿不到地。”
  
  2009年的大多数地王归属国企。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成交总价前十名地块中,国企独占八席;成交楼面地价前十名中,国企同样独占八席。
  
  土地储备是开发商的生命线。民营房地产企业显然不愿意在这轮抢地洪流中旁观。于是,2009年12月22日,广州亚运城地块拍卖现场上演了一场“民营企业血性之战”。
  
  三大地产巨头富力、雅居乐、碧桂园联合组成“民企军团”,对决保利、万科、中海联合组成的“国企军团”。
  
  “富力联合体”这边,“出场选手”包括富力华南区总经理朱荣斌、雅居乐副总裁梁正坚等高层;而“保利联合体”阵容也足够豪华,保利地产董事总经理宋广菊亲自督战,出席的还有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张纪文、中海广州公司总经理刘显勇。
  
  该地块起始价165亿元,22分钟内,47轮竞价,双方拉锯激烈。一位到场人士描述说:当富力将报价抬到253亿元时,“国企联合体”现场耳语了几句,随后,万科一位人士比划了一个抬手姿势,举牌者勉强加价到254亿元。“民企联合体”也埋头商议一番,出价255亿元。保利联合体举牌者无奈摆手,示意退出。
  
  碧桂园一位到场者打电话回总部,激动得语无伦次:“我们,我们居然把保利给打下去了!”在此之前,少有人看好富力联合体。因为市场各方信息都或明或暗地显示广州政府已经“内定”了保利和万科。
  
  上演了整整一年的土地拍卖市场“国进民退”,在最后一次地王争夺战中给了民企一个安慰奖。
  
  除了广州亚运城,富力地产还夺得一个北京地王---广渠门外10号地。2009年5月21日,富力经过89轮竞价,以10.22亿元击退17家同行竞得这一地块,而该地块出让底价仅为2.99亿元。
  
  “今年大多数地王竞拍我们都去了,但是大多没抢到。”谢强说,国企强大的资本实力给富力带来不少压力。广渠门外10号地最终得手,在于富力占据先机:该地块周边都是富力城项目,而且本身就是富力整理的土地。
  
  对于开发商而言,竞争首先就是抢地盘。“无地何以称大?”这是谢强在2001年提出的口号。但是,他也认为一些公司失去了理性。“比如天津外环有一块五十几万平米的地,我们出到楼面价每平米3000元,最终是被人以3700元拍走的。富力不愿意拿地王。因为富力是走低成本、规模化路线的,地王提升了土地成本,而我们这些民营企业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
  
  1月21日,中海地产力挫群雄,以66.9亿元总价拿下了丰台区花乡两块土地,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这块地我们也去了,在北京西南四环以外楼面单价超过1.5万元,小公司必死无疑。中海是个品牌企业,但也风险极大,只能走高端产品路线,不可能是一般住宅项目。”
  
  醉翁之意
  
  在谢强看来,收益不能局限于成本视角。“拿地也是向资本市场发出积极信号,自2009年初富力地产创下年内股价新低2.299港元以来,短短三个月富力股价已经回升到17港元以上,总价较低的土地资产替代有贬值倾向的现金进入财务报表,应对改善公司的资产净值有好处,这也正是世贸地产、华润置地等几家同行在做的事情。现实说明了这些举措的有效性,这几家高负债率的地产公司股价反而跑赢了其他同行。”
  
  “地王”堪称一个公司开拓新市场的王霸之器。当年富力就是用地王敲开江湖水深的北京市场大门的。
  
  2002年2月28日,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的第一笔交易---广渠门东五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这块48.78公顷的土地比天门广场还大四分之一。富力地产总裁张力在招投标之前就宣布对这块地“志在必得”,最终以31.58亿元夺得地王。
  
  谢强透露说,当日下午2点是封标时间,上午9点,张力给工作人员定的标底是29亿元,后来听说几家公司要参加,就加了1亿元。上午11点多,潘石屹到现场转了一圈,并未投标,走了。张力获悉,立即给现场的副总打电话,让他把标的改回29亿元,但副总说来不及了,因为其他数字也得跟着改。张力一拍脑袋,决定将标书中100%负责拆迁改为20%。不想,12点多,潘石屹又过来了,在截止之前投下标书。但下午开标,富力却是最好的。
  
  此后,张力常提及此事:“我们标底是30亿,但其他几家都是100%负责拆迁,我们只负责20%,潘石屹一来一走,给我省了1亿多。”
  
  即使这样,当时的北京地产大佬都认为富力不可能赚到钱。比如任志强经过详细算账后认为这块地销售时得卖8000元/平米,显然太高。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富力地产不仅以此打开北京市场,而且大赚了一笔,如今,那里的房价已翻了几个跟头。
  
  草莽时代
  
  房改之后,北京最早一次近乎疯狂的圈地运动发生于2001年前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谢强。
  
  当年的《财经时报》一篇报道说:“以资金和土地为砝码的实力较劲成为楼市新时代的特征,那些一掷千金动辄圈下数千亩土地的大亨们已经取代以潘石屹为代表的项目精英而成为新时代下的地产英雄。来自广州珠江地产的谢强以圈地230公顷的成绩显示出了这种英雄气概。”
  
  当时,谢强任北京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属于朱孟依的珠江系旗下。
  
  在第一年,“拿地操盘手”谢强为珠江系拿下了北京五块大型开发用地,除了丰台区永外果园的煤炭二厂项目珠江骏景外,先后又取得了朝阳区青年路煤炭一厂项目---占地21公顷、开发面积55万平方米的珠江罗马嘉园;朝阳区建国路梆子井项目---占地24公顷、开发面积36万平方米的珠江绿洲;位于通州区永顺镇占地2000多亩的土地,可开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珠江国际城;还有朝阳区西大望路化工实验厂项目---占地34公顷,开发面积90万平方米的珠江帝景。
  
  两年内签下了5500亩地,总开发面积370万平方米,扩张速度之快,京城难有第二。相比之下,当时的万科在北京经营10年,开发了三个项目,面积不超过100多万平方米,且都在远郊。
  
  “那时常常一天就看八九块地。”谢强说。
  
  那是一个英雄起于草莽的时代。1998年底的房改,开启房地产市场化之门,而当时为了备战奥运等因素,大量城区污染扰民工厂被限期搬迁,谢强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工厂土地允许协议出让,政府着急,工厂也着急,因为他们急需资金到城外建厂。”于是,谢强凭借对土地价值的敏锐触觉以及谈判能力,成为一名顶级拿地操盘手。
  
  也正在此时,一批有海南经历的企业家崛起,成为地产圈大佬。“海南经历给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胆略、前瞻思想和新观念。当时北京观念相对落后,尤其在房地产市场,熟稔房地产市场链条所有程序的人很少。”谢强说。
  
  潘石屹的SOHO现代城也是从搬迁工厂手中取得土地。而在广州起步的富力地产,也坚定了公司发展方向:“搬迁老城工厂,建设宜居社区。”富力逐步走进中国房地产业第一阵营。2009年,富力地产增长30%~35%,销售额达230亿元。“2008年销售收入是167亿元。2009年的销售面积和2008年差不多,但价格提高了不少,主要是利润率提高了。”谢强说。目前富力已公布的利润率水平是25%。
  
  大转折
  
  2002年7月,谢强加入了富力地产。正是这个月,国土资源部规定全国经营性土地都要招拍挂。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并未执行。2004年,国土部和监察部联合下文,以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被正式叫停。该文件还规定,2004年8月31日以后,发展商必须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如果在两年内不开发,政府可把该土地收回。
  
  “8.31大限”是地产界的土地革命。从此后,已经初步成长起来的地产资本力量迅速通过招拍挂放大,更重要的是,由于单一竞价模式,地王从此成为主题词。房价这么高,中国人能富吗?(转载)现在中国最新甲流疫情报告?(图1)
  
  2005年,中国迎来第一轮地王大战。谢强代表富力参与了备受瞩目的北京清河毛纺厂地块拍卖。共有7家公司购买了现场竞价。18.08亿元的起价经过一轮追赶后,谢强举牌22.35亿,但是,华润和当时风光无限的顺驰迅速跟进,捉对厮杀,谢强无奈放弃。经过80回合激战,华润以25.65亿元胜出。
  
  半个小时高出起始价8亿多,即便是主持了北京“8.31大限”之后几乎所有现场竞价的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市场部部长叶向忠也认为“实在是有点高”。
  
  谢强透露说,事实上,为了避免“斗得太狠”,他在竞拍前曾和除华润以外其他几家竞买者沟通过,“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虽然没能避免更高的报价出现,但是有几家比较理性,在看着价码狂飙选择了放弃。”但是,许久没有土地入账的华润地产,以及被认为资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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